平秤稍轻”

RatsbaneSunberr

鄂、湘、粤赴滇购铜进京在雍正八年被批准为定制，这反映了滇铜地位的崛起与洋铜地位的进一步衰落。广东购滇铜的直接原因就是东洋“并无片铜至粤”， 江苏尽管在雍正二年由福建、广东分担了部分办运京铜的任务，但专办洋铜的江苏仍然感到困难，在规定广东等三省办滇铜的同一年，清廷又令安徽、江西分担江苏办铜任务，俱赴江南海关募商出洋购铜，这样又形成了八省办铜的局面。其中，买洋铜者浙、苏、皖、赣、闽，额共2772300斤，买滇铜者鄂、湘、粤，额共1663200斤。但滇铜外售的数字实际上远过于此，至少有两个事实需要考虑进来。首先，雍正十年，因陕西钱价昂贵，皇帝指示云南多铸钱文，每年运售10万串至陕，这一指示于雍正十一年开始执行，加上广西购买的6.2万串，云南每年销售制钱多达16.2万串，含铜85.05万斤，这样，云南每年向外运售的铜数（包括制钱含铜数），已多达2513700斤。其次，雍正九年，令江、浙二省兼办滇铜。可以说，滇铜的外售数量已与洋铜数量相当甚至略有过之。

就质地和办铜成本而论，滇铜远不能与洋铜竞争，滇铜成色相对较差，像金钗厂的产品完全不能解赴京局，只能招商发卖，后来各省大开鼓铸，在不得不使用金钗厂铜的情况下，一些省（如湖北）只能设法在市场上购铜掺用从而降低金钗厂铜的比例，并且在全国改铸加黑铅的青钱时请求仍然只用白铅，因为金钗厂铜品质欠佳，加黑铅后恐“钱文黑暗”。汤丹厂的铜斤品质在滇省首屈一指，但同样“铜质浇薄”， 办滇铜的省份常常需要将从云南所购毛铜重新熔铸成纯铜才能解京供铸。而且云南僻居西南一隅，崇山峻岭，日本虽属异国，却水路快捷，优势巨大，特别是对滨海省份更是如此。例如浙江沿海到日本长崎，顺风只需五六日，遇风阻也不过一个月。这样，办滇铜的成本远超洋铜。按户部规定，江、浙办铜每百斤给银14.5两，而办洋铜每百斤只需支付13两，算下来节省了1.5两（节省银）。节省银存入省司库，在办铜时预先扣除，所以办铜的价格就变为每百斤只能支出13两。而办滇铜则每百斤需13.2两（滇铜官价9.2两，加上由滇运到镇江的脚费4两），还是成色不足需重新加工的毛铜，且“平秤稍轻”。江苏办滇铜，只能参照办洋铜之例，按13两/百斤向户部核销，办铜官员就唯有赔补一途。所以鄂尔泰奏准将铜100万斤运镇江供江苏采买后，江苏官员宁愿顶着不能如期办洋铜而受处分的风险，也不愿遵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雍正九年，户部命令江、浙督抚除采买洋铜外，再预发银两往云南购铜，如果有成色不足及“平秤短少”，即用节省银补算，布政司发价时，不得预扣节省银，但每百斤铜的价格也不能超过户部规定的14.5两/ 百斤之数。这14.5两，其实仍然不足。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江苏通过滇洋兼办缓解了办洋铜的压力，但仍然不能完成洋铜方面的任务，于乾隆元年（1736）奏准将洋铜额再减少数十万斤，这进一步证明了不得不办滇铜的苦衷。严中平指出，滇铜实不能同洋铜竞争，如果不是进口洋铜不断减少，云南铜矿业能否大大发展起来是很值得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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