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末的广东反偷渡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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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广东曾一度出现了全省范围的偷渡去香港风潮。

在1978年、1979年，偷渡外逃达到了高潮，情况十分严重。

偷渡牵涉面广，人数众多，持续时间长，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群众性偷渡的局面。

严重影响了全省的工农业生产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危害了边防沿海地区的社会治安，损害了国家的声誉，

在港澳地区和国际上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

为了制止日益严重的偷渡潮，1979年，广东全省在省委的统一部署下，

开展了一场反偷渡专项斗争，有效地遏制了偷渡现象。

偷渡逃港的风潮

“逃港”历来是广东的一个十分特殊的问题，

据统计，从1954年至1978年，全省共发生偷渡外逃56.5万多人（次），逃出14.6万多人。

其中，较为严重的年份有：

1962年，共发生11.7万多人，逃出3.9万多人；

1978年，共发生7.9万多人，逃出1.8万多人；

1979年上半年，情况最为严重，仅1至5月份，全省便发生11.9万多人，逃出2.9万多人，

发生数已超过历史上最高的年份1962年。


当时，偷渡已成为一种风气，大量群众通过各种方式涌向与香港接壤的边境地区，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或跋山涉水，或爬上出境火车，偷越边界线前往香港。

在深圳，曾经出现偷渡人员殴打当地民兵、公安干警和边防部队战士，强冲边境等恶性偷渡案件。


在靠近香港的广东沿海地区，许多船只被用来运送偷渡客，

有些地方还出现了偷、抢船只的情况，有些基层干部对偷渡行为不闻不问，撒手不管，甚至带头“逃港”。

全省偷渡人数最多的几个地方有：惠阳（当时包括深圳市）、汕头地区、广州市。

在广州市区，当时有一种比较奇特的现象：每天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到鞭炮声，仔细一打听，

原来是广州市民每当自己家庭里有人“逃港”成功时，都要放鞭炮祝贺一番。

1979年5月6、7日两天，深圳市2万多群众听信谣传，误认为开放边境，

纷纷涌入边境前沿，强冲边防，后经深圳市委和边防部队全力以赴劝阻教育后，才平息下来。


大批群众偷渡外逃，给收容遣送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1979年1月至6月，深圳收容站收容天，樟木头收容站达到3900多人，

收容的偷渡人员拥挤不堪，由于生活设施无法适应，造成卫生条件极差。


偷渡外逃严重的地方，破坏了当地的社会治安，严重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极其不良的后果。

有些地方，由于劳动力大量偷渡外逃，

致使土地丢荒，人心浮动，生产无人搞，干部无人当。

1979年深圳市边境就有110多个生产队春耕没有播种，

土地没有翻耕，到处一片荒芜，有的生产队只好出钱请人代耕代种。

惠阳县澳头公社有个渔业大队，共560多人，几个月时间就偷渡了112人，

大队党支部6名支部委员，除一名妇女委员外，其余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

全大队共23艘渔船，被抢走21艘，只剩下2艘破船，结果无法出海捕鱼，

群众生活陷于十分困难的境地。

海丰县香洲渔业公社，被偷去48艘渔船，加上网具，损失150多万元，

使1200多个劳动力失去生产工具，而他们肩负着养活6000多人口的责任，

当时全公社人心惶惶，都想“逃港”寻找生活出路。


港英当局对内地群众大量偷渡去港反映强烈，使用了各种手段对偷渡客进行围堵、搜捕。

还特别在边境一线成立了“军警联合指挥部”，组织了“行动队”，并出动了部队、直升飞机和军舰昼夜巡逻。

1979年5月6日，为了堵截深圳大量群众强冲边防，涌入香港，

港英当局就出动了直升飞机7架，军舰两艘，增调部队1000多人和警察400多名。

并保持每天24小时在边境沿线巡逻，参与行动的军警达4000多人，气氛十分紧张。

鉴于内地群众越来越多地偷渡来港，

港英当局从1979年起，对偷渡来港人员，一反过去的做法，采取了即捕即遣送的办法。

1979年1月至6月初，香港方面便遣送回偷渡客3.3万多人，为过去4年多来遣送人数的3倍，

有时一天就送回1000多人。

香港的报刊、电台和电视台等传媒也大量报道了偷渡的情况，把内地“逃港”群众与越南难民相提并论，

公开提出中国“难民”问题。一些反动报刊，还诬蔑中国国内政局“不稳”，

“对基层失去控制”等等。

香港的电台和电视台有一段时间还每天将搜捕、遣送偷渡客情况播放，向内地施加舆论压力。

港督麦理浩也于1979年5月31日约见中国驻港代表机构负责人，

专门提出内地人口外流香港问题，反映了港英当局对偷渡外逃问题的关注和紧张心理。


偷逃潮出现的原因


70年代末，广东出现的偷渡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情况比较复杂，据分析，主要是：


（一）各地干部对反偷渡外逃的思想认识不一致。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

我国的形势发生了喜人的变化。

广东全省上下也在努力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狠抓经济建设，促进对外开放。

但当时也有一些干部对如何正确理解和贯彻党中央的指示，思想认识存在着偏差，

把“解放思想”误认为“自由思想”，没有从广东毗邻港澳这个基本特点来考虑问题，

在反偷渡斗争上，产生了一些模糊认识。

有的人认为“现在反偷渡没有什么意义了”，提倡“边防开放，自由往来，可以为国家多赚取外汇”等等；

有的人则认为，“广东人口多，生活困难，跑掉一部分人没有关系”。

因此，对偷渡现象不敢抓，不敢管。

有的基层干部在思想上同情，在行动上支持，甚至带头组织偷渡，致使广东的偷渡现象愈演愈烈。


（二）广东许多地方由于遭受林彪、“四人帮”的长期干扰破坏，生产搞不上去，群众生活相当困难


尤其是沿海地区情况更为严重。出海捕鱼的生产工具十分落后，

大陆的海船与经常停泊在内地渔港的台湾、香港的流动渔船形成鲜明的对比，

群众说是“天地之差”，台湾、香港的渔船是“船大、机大、网具新”，而内地的渔船是“船破、机旧、缺网具”。

广东沿海一些渔业社队已无法正常生产，有的已到濒临破产的境地。

据当时对惠东县港口、大洲两个公社的调查显示，因渔业、盐业连年减产，群众收入很低，

1978年，港口公社人均每月只有3元5角钱。

由于社队没有积累，无法添置和维修渔船、网具，大批劳动力无法安排，造成许多人不安心，思想比较混乱，

都想到香港谋出路。

宝安县盐田公社有2个渔业大队，渔船年久失修，无法出海生产，

渔民只好靠打石头和替香港流动渔民织鱼网为生。


（三）受港澳影响。香港与内地生活水平差距悬殊，诱惑力很大


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进出境的旅客大增，随着侨务政策的贯彻落实，旅游事业的发展，

大批华侨和港澳台同胞回国探亲观光，他们同内地亲友和群众广泛接触，

同时，他们也带进来大批内地紧缺的商品和生活用品。

邻近港澳地区的群众每天都可以收看、收听到香港的电视和广播，还可以读到香港的报纸、刊物。

这些都在物质上和意识形态上对群众造成很大影响。

当时，在广东群众中，有无华侨或港澳关系，生活条件形成明显的对比，所谓“南风窗”也是由此而来。

在一些地方，有海外关系的群众由于有侨汇，可以买到国内紧缺的商品，

致使部分青少年向往港澳而不惜冒险偷渡外逃。

在边防地区，这种诱惑力更大，普遍流传着“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8分钱”，

“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的说法。


（四）国内外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捣乱破坏，散布谣言，搞封建迷信活动，煽动群众偷渡外逃


在广东一些偷渡现象严重的地方，各种谣言满天飞，

什么“边防口子开放”，“广东要放100万人去港”，“中越边境打仗，部队调走了，再不跑，以后就没有机会了”等等。

1979年春节前后，高要、四会等县，因谣传“边境开放”，

有几千群众拖男带女，涌向广州火车站，要去香港。

顺德、南海等县，也谣传“边境开放三天，花30元港币可买票去香港”。

造成连续几天都有几百名群众在广州火车站吵闹纠缠。香

港一些引渡集团也趁机派船进入广东沿海，搭载偷渡客去香港。

在广东一些偷渡情况严重的地方，封建迷信活动也十分猖獗，“占卦问卜”，“请仙姑”流传很广，

受蒙骗群众通过这些迷信活动，问卜“逃港”日期、路线和前途，一些青少年因而上当偷渡外逃。


（五）政府的一些重大政策措施，在贯彻执行中宣传工作做得不够，缺乏区别对待，客观上也助长了偷渡外逃


广东在1978年下半年落实侨务政策，开始实行侨汇物资供应，

该措施不管是否偷渡人员，一律按汇款额发给侨汇物资供应证。

一旦偷渡出去，10天半个月汇款回来，家属便可享受侨汇物资供应。

因此，群众普遍觉得“要生活过得好，只有去偷渡”。

在接受华侨、港澳同胞赠送物资上，

一些基层干部盲目崇拜思想严重，对偷渡出去的人员，只要赠送东西回来就一律欢迎。

深圳市盐田公社盐田大队有个外号“独眼龙”的偷渡人员，

1974年“逃港”后发了横财，当了资本家，1978年因给家乡赠送了汽车和其他物资，

大队便请他回来探亲，大队干部迎送请客，前呼后拥。

过去是偷渡可耻，现在是偷渡光荣，造成群众思想上的混乱，促使一些人偷渡外逃。


以上种种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内地的工作没有做好。

解放30年了，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加上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经

济搞不上去，内地的生产、生活水平远远落后于港澳地区。

不少地方群众生活仍相当困难，人心不稳，特别是一些青年人，对前途失去信心。

因此，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同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稳定人口，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偷渡的问题。


制止偷渡外逃的措施


广东大量群众偷渡外逃，引起了中共广东省委乃至党中央、国务院的极大关注。

为了遏制日益严重的偷渡潮，

广东省委于1979年4月中旬召开了全省制止偷渡外逃紧急会议，着重研究部署反偷渡的各项具体措施。

国务院、中央军委也于同年6月14日发出《关于坚决制止广东省大量群众偷渡外逃的指示》。

6月21日，广东省革委会发出了《关于坚决制止偷渡外逃的布告》，规定一切人员出境，

都必须经过批准，按指定的口岸凭证出境。

进入边境地区，必须持有效证件。对偷渡外逃者，

要按照政策收容、教育、遣送，屡教不改者，要严肃处理，

对干部偷渡外逃者，要从严处理。

对反偷渡外逃有功者，给予奖励，等等。为了迅速遏制住偷渡现象，广东各地多管齐下采取了如下一些措施：


（一）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反对偷渡的宣传教育


广东各级党组织切实加强了对宣传教育工作的领导，

要求城乡、厂矿、机关、企业、学校，各条战线，

各个部门都动员起来，利用一切宣传工具，大造舆论，

批判各种煽动偷渡的奇谈怪论，刹住偷渡风。

围绕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

大张旗鼓地向干部、群众进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

把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上来。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大力宣传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道理，

教育群众认清偷渡外逃对国家、对集体、对人民的危害性，

提高思想觉悟，同心同德，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力量。


（二）各级党组织下最大决心，坚决刹住偷渡外逃风


偷渡严重的地区和市、县，党委第一把手亲自抓反偷渡工作，

领导成员分片包干，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密切配合，做到全党齐抓共管。

并从各级党、政机关抽调一批干部，组成工作组，深入基层，帮助偷渡外逃严重的社队，迅速刹住偷渡风。

同时，把制止偷渡外逃同整顿基层领导班子结合起来，

调整、充实、加强基层领导班子，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对由于偷渡外逃造成群众生产、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地方，切实想办法帮助解决困难，以稳定群众的情绪。

@A@A@A

62年，共发生11.7万多人，逃出3.9万多人；

1978年，共发生7.9万多人，逃出1.8万多人；

1979年上半年，情况最为严重，仅1至5月份，全省便发生11.9万多人，逃出2.9万多人，

发生数已超过历史上最高的年份1962年。


当时，偷渡已成为一种风气，大量群众通过各种方式涌向与香港接壤的边境地区，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或跋山涉水，或爬上出境火车，偷越边界线前往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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